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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林逸不愿意和他抬杠，就问：“那你说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李老板瞅着他，心里盘算了一下就说：“全要的话每本100块，挑着要就300块一本！”

    晕，够狠啊。

    依照林逸来看，就那些什么国文，算数，哲学的民国本本，一本能卖50都不错了，这个李老板却硬是抬到了100，真不知道他是懂书还是不懂书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实际上，作为买卖旧书的老书贩，不管是谁，多少也懂一些当下卖得火书籍的行情，李老板也不例外，至少他就知道一点---民国书“很值钱”。为此，一向不怎么喜欢学习的李老板还专门跑到网吧，10块钱包了三小时，找到了一些资料深入浅出地“了解”了一下。

    只不过民国书籍收藏的“水”实在“太深”了，不是他10块钱包三钟头就能搞懂的，以至于看得他满头大汗差点窒息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

    相比李老板这个滑头书贩，已经收藏了很多民国版本的林逸，对于民国书那可是了解的很深。

    首先他知道，“名家名著”是民国书刊收藏的一大热点。其中，尤以鲁迅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张爱玲、张恨水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最受欢迎。由于受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，民国时期的图书印量一直不是很大。经历几十年的风雨而留存至今的名家名著，即使被归入“近世罕见之本”，也并不为过。

    而收藏民国旧书，又要涉及很深奥的“版本学”，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得了的。要知道，在民国一个作家同一部著作会有不同的版本，由于初版本大都由作者亲自监督核对，质量较高，历来被收藏者看重，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名家名著的初版本就更加弥足珍贵了。例如，徐志摩所著的《爱眉小札》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初版）；阿英所著的《欢乐的舞蹈》（现代书店1928年初版）；叶圣陶所著的《倪焕之》(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)；谢冰心所著的《冰心诗集》(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)；王独清所著的《圣母像前》（光华书局1926年初版）；汪静之所著的《蕙的风》（亚东图书馆1922年初版）；林语堂所著的《语言学论丛》（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）；莫尔著、刘麟生译的《乌托邦》（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）；俞平伯所著的《燕郊集》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初版）；张爱玲所著的《流言》(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年初版)。寻觅这些名著“原汁原味”的初版本，一直是研究者和收藏家感兴趣的一件事。

    另外，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图书是民国书刊收藏的另一大热点。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民国图书，即使刻印低劣、装帧粗糙，或在岁月的侵蚀下，变得残破不全、墨迹不清、霉变生蛀、品相堪忧，也丝毫不影响其成为珍品的可能。例如，1926年版的《中山全书》三册，内容有：《国民政府建国大纲》、《宪法》、《三民主义》、《建国方略》以及孙中山先生演讲、谈话、宣言、电文、函牍、祝词、遗言、遗嘱、陵墓、墨迹等材料，内容丰富，是研究孙中山及民国社会珍贵的资料；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《**宣言》全译本，初版印了1000册，据说这种本子全国仅存几册；1945年福尔曼出版的《北行漫记》中英文版，有若干早期图片，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客观；1921年出版的《北大生活》，收录有“北大的建筑和设备”、“北大的人物”等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；1925年出版的《哀思录》收录有孙中山遗像、遗嘱、自传、病状经过、治丧报告等照片近百帧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还有民国期刊，它的收藏价值主要在于它是民国时代的真实写照，能够多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生活风情。民国时期期刊的种类非常繁多，有人统计，仅1936年，上海出版的期刊就达308种。但经战乱和人为的毁灭，存世量很少。物以稀为贵，当年街头冷摊上几个铜板一份的旧期刊，如今成了收藏界争相渴求的珍品。例如，1912年1月中华书局于上海创刊、长达廿九年刊史的《中华教育界》月刊；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、英文名字叫“老虎”的杂志，由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章士钊主编、主撰的《甲寅》杂志；1927年创刊的戏曲杂志《百美图》；1938年5月创刊于上海滩、让张爱玲出名走红的《杂志》等。本世纪初，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，50种民国期刊创刊号以7000元落槌；嘉德公司紧随其后，30种老期刊竟拍至5000元，一部《十日戏剧》仅80册，居然以2万元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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